整理編撰: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1937年對日戰爭爆發,7月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教育部遂於8月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聯合商定,在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是為日後「西南聯合大學」的前身。
長沙臨時大學設立後,以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並南下籌措辦學事務。於該年的11月開始上課,當時共有教師148人、學生1,496人。校內不設校長,由三名常務委員與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組成「校常務委員會」,進行校內行政的各項決策,而三名常務委員略有分工,蔣校長負責總務、梅校長負責教務,張校長負責建築設備。
長沙臨時大學的運作時間不長,在1937年12月,南京淪陷,長沙進入日軍的空襲範圍,於是常務委員會決議將學校遷至距離前線較遠的雲南昆明。扣除服役從軍、輟學回鄉者,此時志願到雲南就學的學生僅剩875人。在經過身體狀況檢查後,體弱師生與女學生搭火車經香港、安南海防,由滇越鐵路入昆明。身體狀況較佳的學生與師長,則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徒步往昆明,共250餘人,在1938年4月進入昆明,並於4月2日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生共有993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23日學校決定北遷復員。次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任務正式結束,期間畢業、肄業者達8,000餘人。日後隨著整體情勢的變遷,清華歷史也展開了新的一頁。
由於西南聯大為三校聯合組成,因此在組織管理上亦多採共議制,並無單一決策者,而三校皆有的系所,也因應教學需要合併,由三校原本的老師共同授課,形成當時西南聯大百家爭鳴的特殊狀況。西南聯大下轄理、工、文、法商、師範共5個學院26個學系,全校教師約有350人,在校學生約有3,000餘人,在當時的大學規模中可謂相當龐大。在西南聯大時期,三校雖然同樣隸屬於西南聯大,但三校各自在聯大內仍然設有辦事處,也各自舉行招生工作。期間教師除了由聯大發給聘書外,三校也會各自頒發聘書。
有別於當時教育部對於大學「專才教育」的期許,西南聯大的教育方針則是堅持「通才教育」,不論文、理院系都有共同必修科目,確保學生的學習不偏於一端。這種精神並非西南聯大的創舉,其實更是時掌聯大教務的清華校長梅貽琦的一貫主張。三校原先各自擁有的傳統,在共融一處的環境下,也能相生相資,造就聯大特殊的校風。首先是北大對於政治、言論、學術的自由風氣,不僅被聯大所承襲,同時亦被清華要求嚴格、重視素質的觀念影響,使得聯大風氣活潑又不失嚴謹。此外,三校教授在聯大中時常共同授課,除了研究領域接近之外,三校師長在「學統」上的接近也是主要原因。舉例來說,當時在清華任文學院長的馮友蘭、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兩人皆為北大畢業。北大文學院長胡適,則是遊美學務處的第二批留美生,同時更是南開的校董。梅校長則是南開學堂最早的畢業生。種種連繫,使得三校共聚一處,不但沒有相互牴觸,反而能夠彼此提升,造就西南聯大這段佳話。
在多位師長共授一課的狀況下,也使得聯大的教學內容與眾不同。例如文法學院在一年級共同必修的「中國通史」課程,先後由錢穆、雷海宗、吳晗共同授課;「統計學」則由偏重理論的楊西孟和重視實用的戴世光二人同授,使課程面向多元均衡,易於因材施教,聯大學生也得以一次親炙原本分散各校的優秀學人,收穫自然更加豐富。
清華在聯大中的另一特殊貢獻,在於嚴謹的治學態度。延續清華對學生的高標準要求,除了文學院格外看重作文、外語等基礎科目的訓練外,聯大的理工科學系尤以嚴格著稱,例如1941年機電系約有70-80名新生入學,最後畢業時僅17人而已,可見其治學之嚴謹。此外,北大傳統對於體育教學較不重視,清華與南開則非常要求,聯大亦承襲了此一特色,將體育納入畢業的必修學分當中。
戰亂之中,西南聯大能夠偏安一隅、弦歌不輟,得力於三校的通力合作與團結精神。聯大篳路藍縷的精神與所創造的豐富學術成果,清華的貢獻亦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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