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若愚

第一次見到孫觀漢先生是在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我正在清華大學核子科學研究所就讀。那時清華大學在臺復校只有兩年，無論師資、校舍，或是儀器設備，都不能與今日的清華相比。孫先生的到來，是校中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我們二年級研究生，正要開始碩士論文的寫作，尚不知如何著手，大家都覺得這位海外學者回來，至少是論文有著落了。

記得在孫先生抵達新竹後不久，我與郭子斯是第一個去見他，要求他指導論文，在略作交談後，孫先生就欣然應允。想來當時孫先生對於國內師資欠缺的情形，還不甚清楚，研究生要跟他工作，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之後不久，大約是班上的十幾個同都向他作了同一要求以後，孫先生逐漸瞭解了我們的情形，一天，忽然在課堂上對我們說，在美國的教授，一般也不過指導幾個研究生，現在十幾個都要跟他作論文，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在清華與孫先生的接觸，先後不到一年，但是孫先生帶給我們的新知識，新方法，與新觀念，是不能以時間來計算的。除了課堂上的講授，（當時孫先生擔任我們二年級的「保健物理」一課），孫先生教了我們最重要的，是作人作事的方法及道理。他的實事求是，講求效率的精神，當時作學生的我們見了，為之耳目一新，而論文指導的事，就是第一個例子。

對於我們幾乎是全班一致請他指導論文的要求，孫先生毫不加以規避，立刻認真地去解決這個問題。首先，他將我們按興趣分為兩人或一人一組，分別給以研究課題，然後指導如何收集參考資料和實驗步驟，並著手向國外訂購材料及儀器。能省的就省，能共用的就共用，由於他對國外廠商的熟悉，不幾個月，各項器材就紛紛運到了清華園。記得次年（一九五九）四月校慶日時，我們每一組都有了像樣的陳列展現給校友，而每人的論文，也都順利如期完成。其中好幾篇，包括郭子斯與我的「慢中子測定法」一文，日後都在國外的期刊上刊登。

一九五八年與孫先生同時返國的，還有他的夫人勞娜女士與兩位公子，那時只有十三、四歲吧！勞娜對於我們同學的生活也很關切，除了給同學們補習英語，還教以國外的生活細節，以及出國前應有的準備，甚至還給每人一個順口的洋名。對於我們的申請學校，孫先生與勞娜則更提供意見，寫介紹信。就是憑孫先生的一封信，匹茲堡大學物理系就給了我一份獎學金，（我後來選擇了另一個學校，至今仍覺過意不去），回想起來，那段時間的相處真是親如一家人。

一九五九年我到美升學，由於研究及教學的忙碌，此後與孫先生只見面了幾次，但是由於在清華相處的那段感情，我們保持了信函及電話的連繫，除了談論到學術及國事上的問題之外，孫先生還經常教以作人作事的道理，使我受益良多，而對我啟示最大，感觸最深的，莫過於他對於素未謀面的柏楊先生所付出的精力與熱情。

孫先生與柏楊的一段交往，自最初的神交，以至在國外的努力奔走營救，到最近的晤面要一部傳奇小說才能說得清楚。這裡我只提出幾件我知道的小事，作為日後歷史家的印證。

柏楊入獄後，除了妻離子散之外，更受到朋友們的規避，只有他的學生陳麗真女士，在極不順遂的環境下，給予他適當的照顧。獄中的書信經過檢查，孫先生的信件自然無法交到柏楊手中，甚至連孫先生給陳女士的信，也給收件人帶來極大的困擾，常為當局傳問。這時的孫先生是苦悶極了，陳女士處不更去信，寄信當局的投書，則是有去無回，而柏楊更是生死未卜，甚至海外報章還刊出他已被處決的消息。這段時期內，我因有返臺之便，常自陳女士處帶來柏楊情形的口信，有一次還帶回了柏楊的手筆，證明了流言的不實，孫先生因此曾去函要求更正，足見孫先生的求真精神。

為了柏楊的事，孫先生在國外奔走不遺餘力，包括協助柏楊的著作在海外出版。柏楊入獄後，他的著作在國內是已絕跡了，這時有香港的文藝書屋某君，據云是柏楊的友人，有意在港發行柏楊的舊著，知道了孫先生對於柏楊的關切，去信向孫先生要求資助，孫先生立即寄去了六百美元。自此柏著在海外風行暢銷，不數年即需再版。此時文藝書屋以印刷費用過高為詞，又向孫先生要求補助。當我勸孫先生，姑不論初版的盈餘多少，至少書商沒有版稅的支付，這種沒本錢的發行，似乎沒有再資助的必要。未料孫先生在電話中笑笑說：「我們不與這些生意人爭論，只要他願意出版，出點錢也行。」於是又寄去六百美元作再版的費用，也許一般人認為這是書呆子的想法，可是仔細想想，這才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呢！

孫先生營救柏楊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本著他的一腔愛國熱誠，當初很少有人料到柏楊真有被釋放的一日，至於柏楊在軟禁於綠島的情況下，終能回到臺北，重拾舊日的筆桿，我可以肯定的說，完全是孫先生的努力所致，其中不為外人所知的故事，必定不少。只望有心的歷史家能早日執筆，讓我們早早讀到一部傳寄的全部內容。

一九八○年八月於波士頓
摘自星光版「菜園拾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