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觀漢與柏楊

認識柏楊是我一生最高興、最受益、最幸運的事之一，自從一九六五年以來，柏楊是我的好友，是我的老師，更是我的鏡子。每個人差不多都知道自己可自豪的一面，但是柏楊使我了解我醜陋的一面，而最使我驚奇而傷心的是這種可怕的醜陋，竟不是我一人所獨佔，而是十億同胞所共有的。

柏楊的超人的見解，影響了我最近二十年來的生活和理想。我們間的交往，值得留念的地方，就是我們有一份真摯的友情和共同的信念。我們對國人的關懷，是愛深而責切。這些情形，可從拙著：「柏楊和他的冤獄」和梁上元所編著：「柏楊和我」二書中看出一部份。

我所以能很快並不斷的接受柏楊的思想，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我有一個一般國人（包括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所沒有的客觀條件，這是由於：（一）我在美四十多年，每天所接觸的都是美國人，不但在辦公室和實驗室如此，即使在家中也是一樣，因為我的太太是美國人，所以我可聽到許多客觀的談論。（二）我喜歡大自然，常在家中後面一個菜園中沈思，因此有機會比較和研討中美二個民族的優劣之處，常思以一方之優補另方之劣，所產生的思想，有的恐怕不易被一般的中美人士想到和接受。

我深信柏楊對國人的觀察是正確的，我們今後需作的工作是如何幫助國人除去這種阻止國家前進的老昏病。

—— 摘自〈柏楊和我〉，《日本能，中國不能》

營救柏楊事件始末

一九五九年我在清華大學待了一年在那裡作了些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在那之前，我對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少思考，很少關心。後來回美國，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舊書攤找到一本書，書名好像叫『怪馬集』，就是柏楊寫的。回家隨手翻翻，柏楊愛寫文章罵中國人的劣根性，我看了覺得他是在罵我，我也覺得他罵得很有道理，就四處買他的書回來看。

他的文章似乎在嬉笑怒罵背後，都隱藏有很深的意思，我非常佩服他，便開始和他通信。通信了一年多，他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給我，那時候他大概有預感快被捉了，可是我不曉得情況這麼嚴重，後來一直到柏楊夫人和梁上元小姐寫信告訴我以後，我才知道柏楊已經被捉了。

知道真相以後，我覺得十分悲傷，這種事情在文明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我認為我有義務幫忙柏楊脫離困境，雖然事情恐怕很難，雖然我是個無名小卒，但是我一定要作。

那時候我一直住美國，首先我就寫了一封信美國的國會議員，請他就柏楊的事件，透過國務院和台灣的政府談談。那位國會議員果真請國務院處理這件事，國務院調查了一陣子之後，表示柏楊事件純屬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國不能干涉，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卡特當總統以後，——台灣的人不喜歡卡特，因為卡特和我們斷交，其實卡特有他的優點，像利用「美援」來從事「人權外交」就是他的優點之一，他一喊出這個口號之後，我便直接寫信到國務院去問這件事，沒多久，國務院回了我一封信，表示已經寫信到台北的美國大使館查問。

我又直接寫了一封信給卡特，這封信我倒是不存在任何回信的念頭，因為每天有成千上百的人寫信給卡特，回我的信實在不大可能，我只不過想用這封信裡的資料當工具，再寄給美國的駐華大使，問他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那位大使果真到我國的外交部去問，外交部覺得驚奇柏楊的事情怎麼會勞動美國大使來插手趕緊說柏楊已經釋放了，於是美國大使又回信給我，表示柏楊已經沒事了。

這就是當時柏楊事件的始末，到現在雖然還有人覺得我和柏楊之間的關係是個傳奇是個奇蹟。其實我倒覺得自己很正常，我相信任何人看到「不公正」的事，應該都會奮身而起的。

—— 摘自〈世有柏楊〉，《迷你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