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漢先生歸去來兮
柏楊
台北國際機場入口處的門敞開了，一個瘦小的身軀，踽踽的走出來，迎接他的朋友中，從沒有一個人見過他。然而，只憑著照片上的印象，我們飛奔上去，擁抱在一起，悲喜交集的呼喚和熱淚，在肩頭傾瀉，我們不敢相信這不是夢寐。
三年的信件往還，九年零二十六天對我的苦苦營救，他──孫觀漢先生，第一句話雖然是含笑說的，但也含著咽噎：「想不到我們今生還能相見。」
他是想不到，過去的日子裡，每隔一段時間，海外報紙都刊出我被槍決的消息。每次消息，都使他心如刀割，打越洋電話向台北的梁上元、陳麗真，探詢真象。當傳言最嚴害的時候，他甚至疑心她們在騙他。我更是想不到，因為雖然倖逃一死，卻已被決定葬身綠島。
然而，一切都不是夢寐。我是去年（一九七七）四月一日突然被釋的，又是一年，在他發現我終於無法出國後，他決心自己從美國來台北，看看我和我的一些傳奇性的朋友。在他動身前，曾一再囑咐：「因為時間太短，不要打擾任何人，包括我的阿哥。」所以，沒有一個過去相識的老朋友知道他的歸來。
──名和利，那些芸芸眾生所求的，觀漢先生早已視如浮雲（這種情操，有人無法理解）。在台北期間，觀漢先生只跟行政院院長孫運璿見了一次面，再跟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秘書長鄭振華見了兩次面。那是因為下飛機時，鄭振華恰恰也在飛機場接人，和觀漢先生驀然相遇。
我們把觀漢先生安排在中美招待所，後來因冷氣不夠冷，難耐台北的炎熱，我們再把他搬到華華飯店。在他逗留台北的十七天中，他的房間一直是我們聚會所。我們這些人包圍著他，無所不談。從匹茲堡天氣太冷，談到台北交通紊亂。從小說創作，談到身在德國的虞和芳，跟她正在排印中的選集。從我自稱有美妙的歌喉，談到身在美國的薛俊枝，看她的劇照，聽她在加州演武家坡的錄音帶。
分別的，觀漢先生跟包圍著他的每一個人──跟梁上元談她以後應不應繼續寫作，跟劉秀一、張香華，談她們的詩，結論是任憑她們怎麼解釋，他仍是故意表示不懂。跟寒爵談他的雜文。跟羅祖光談他如何帶我的女兒到綠島看我。跟陳麗真談她十年來為我所受到的驚恐。跟姚安莉談她的果蠅，她是病蟲害專家。跟楊秀治談她的梅花繡，又跟她去淡水海濱。又跟談開元去看了一場京戲。
此外，觀漢先生到梁寒操夫人家，吃一頓在國內外都屬罕見的烤乳豬。又到吳覺真家吃她親自燒的菜。又到醫院探望臥病在床的史紫忱，史紫忱握住他的手，重複的只說一句：「你是我們心目中的神，你是我們心目中的神。」
我們像一群頑童，有一種無法控制的驕傲。在這世界上，每一個時刻，每一個群眾的地方，都有千萬人杯盤交錯，互相以知己自許。更有千萬人若兄若弟，互相誓言是道義之交。然而，有誰能像我們這群男女老幼，孩子般的無猜，孩子般的熱情，孩子般的傻氣。
大家跟觀漢先生之間，辯論、爭執、大聲吵鬧、大聲喧嘩，也低聲的啜泣，互相的慰藉，說些孩子們的話。女孩子為他唱歌，錄了好幾匣錄音帶。又為他去市場和電台，搜集古老的歌曲唱片。
我和觀漢先生，更有太多的回顧，太多的千言萬語，但他卻閉口不談他對我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的幫助。當我忍不住辭不達意的表示我的感激，和朋友們忍不住對他的義薄雲天流露敬慕時，他只淡淡的說：
「如果值得紀念的話，那就是，我為柏楊流過太多的眼淚。」
有一次，我向大家經鬆的報告我如何的在綠島監獄「放風場」上揀煙屁股時，大家都笑著聽，觀漢先生卻哭了。從此我不再多說那些已不能挽回的往事，包括我殘癈的右膝──薛俊枝託觀漢先生帶給我一個小電毯，供陰冷天氣酸痛時之用。我把小電毯收起，告訴他已經漸痊。
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找不出一個可以和觀漢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廟享血食。管仲、鮑叔牙標榜史冊。劉關張的結合成為留傳後人最久的佳話。吳漢槎、顧貞觀的烏頭馬角，寫下感人肺腑的詩篇。不過，他們原來已都是親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歷史上記載一件，那就是法國的左拉。當屈里佛斯被「誣以謀反」，囚入監獄後，跟他素不相識，在行業上也風馬牛不相干的文學家左拉，他發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訴」一文，最後在權勢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奮鬥不懈。跟觀漢先生一樣，他們不是為了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為了正義、真理、公道、人權。
中國人大概因為醬在醬缸裡時間太久的緣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實踐能力──也就是，我們的社會缺少道德勇氣。以致好話說的太多，好文章寫的太多，而做的卻太少。結果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受到長期痛苦的報應。凡是認真追求是非，認真實踐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勵，而是觀告：「不要多管閒事。」甚至還有更大的傷害。觀漢先生以一個這麼有成就的孩子物理學家，卻沒有被醬缸污染。他孩子般的純真，擇善而固執。固執，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個漫長的日子，他受盡了打擊，而熱情更高，奮鬥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憤怒的，以及絕望的心情，觀漢先生顯出老態。鄭振華送他一張他們十年前在維也納開會時的合影，那時，觀漢先生英姿煥發。我願用我的生命為觀漢先生換取青春，但上天無言。面對著照片，我們有無限唏嚧。
不過，我們和左拉、屈里佛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佛斯始終無緣跟他的恩人左拉見面，而我卻能和觀漢先生相晤。觀漢先生仍有他的嘆息，在一次談話中，他忽然說了一句英文："You may b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這是美國交通部門對駕車人的勸告，我同意這句話，但我不同意前一個may be，觀漢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說："You ar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right!"接著又嚴肅的說： "You are right, 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這樣的結局嗎？我不知道。
觀漢先生在台北最後一天，朋友們全體再聚在一起，我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監獄中，午飯後或晚飯後，我和同囚的難友們，在火燒般斗室所唱的，當我唱
到聽見一種聲音在呼喚時，我又回到過去悲慘的歲月，泣不成聲。
但，無論將來如何，我死而無恨。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們送觀漢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國際機場，不過換到二樓。直到服務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機時，我們才放他跨進出境處那個門。女孩子們流淚，男朋友們忍著淚，強露笑容。當他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處之後，我們沈默的走下樓梯。人潮洶湧，人聲嘈雜，而我們這些朋友卻感到那麼寂寞。忽然間，我有一個衝動，我要吶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楊，我希望我是一個旁觀的人。我要哭著唱出讚美他的歌──勇者的畫像，道德勇氣的化身。」
我們盼望觀漢先生明年能再回來，再一次回到他所愛的祖國的國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愛的朋友──我們只不過是一群大孩子。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日台北「時報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