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給我們愛心的人

柏楊

孫觀漢先生的高學歷和高經歷，很容易使人產生一種印象：認為他高不可攀。遠溯本（二十）世紀四○年代，他就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即令六○年代，回國任教的博士，都使校園轟動）。並且娶了一個美麗的美國小姐（縱使七○年代，男士娶一位美國小姐，仍能使同輩小伙驚羨交集）。又在美國定居（今年已八○年代最後一年，有多少人為了能成為美國公民而急得團團轉）。而且，他是物理學家（自然科學學者在中國是寵兒，文史科男生，連女朋友都找不到）。最後，孫觀漢先生應國立清華大學之邀當客座教授，在新竹建立第一座原子反應爐，使他被尊為「中國原子科學之父」。

在這一連串震撼的旗幟之下，要想把孫觀漢先生想像成為一位言行木訥、溫和敦厚、平易近人，始終保持高級知識份子謙卑和鄉土氣質的本色人物，簡直不可能。所以，當我於一九七七年出獄，他想來台灣和我見面時（那時候能出獄已是幸事了，根本不能出國），我忽然恐懼起來，我怕我的簡陋知識使他失望。

但我們終於見面，他萬里迢迢，專程來台北探望。我慚愧的發現，我錯估了他，他竟然真的是一位言行木訥、溫和敦厚、平易近人，始終保持高級知識份子謙卑和鄉土氣質的本色人物。當他一個人靜靜的坐在角落，喝著他的酒，傾聽年齡較輕的朋友們，在高談闊論，大叫大喊的時候，沒有人會相信這麼一位不佔面積，甚至「衣服襤褸」的鄉巴佬，會是中國近代科學史以及文學史上一顆巨星。

孫觀漢先生是一位科學家，而又一直住在美國，夫妻子女間談話，全用英語，在這種生態環境下，他於一九六○年代，突然決心用中文寫作。對他是一種挑戰，他的語法常常英文化，而且很多單字和名詞，都寫不出來，他的西方觀念有時跟東方習慣恰恰相反，好比，有一次他寫：「我愛我的國家，像愛我的女兒。」我把它改為：「我愛我的國家，像愛我的母親！」他不了解我為什麼要改，我告訴他：中國人習慣把國家比作父母。

孫觀漢先生擔任美國西屋公司核子研究所長三十年，但他的興趣忽然轉向文學。就在一九六○年代，開始把很多嶄新觀念，傳入中國，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是他倡導愛心！愛心，這個過去只有在言情小說或基督教聖經上出現過的名詞，是孫觀漢先生把它引進到中國社會政治、和友情上，他不斷的介紹愛的真諦，像：「請稍稍愛我，但要永遠愛我！」「愛」這個字，就在那個歲月，逐漸在各界人士的筆下出現，並在心裡成長，終於成為每個追求的一種寶貴心靈。

「愛」，在孫觀漢先生提出之前，很少人提出來作為生活的品質，而到現在，卻泛濫成災。前些時，台北市政府整頓交通，竟然出現這樣標語：「把交通的愛找回來！」交通如果有愛，鐵路也會有愛，不知所云到這種程度，我想孫觀漢先生的感漢當會更深。

從前，中國人口不言愛，現在，每個人都脫口而出，但孫先生的愛心同時在行動上表達。這世界上，有誰能為了一個從不相識的入獄作家，付出十年之久的營救行動？十年中，他受欺騙、受迫害、付出精力和金錢，但他毫不退縮後悔，只是「廿年包胥承一諾，縱烏頭馬角終相救」，愛到頂點，就是凜然大義。

孫觀漢先生最近賜給我們另一個新的觀念是，他猛烈抨擊傳統文化中「情」「理」「法」的價值標準，認為一旦進入法律程序，絕對不可以再考慮「情」「理」，而只能就「法」論「法」，否則中國就永遠墮落在人治社會，不能升級到法治。他曾在台北「民生報」撰寫「法！法！法」指出中國人必須有「法法法」的聖潔觀念，才能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也可以說，醬缸之所以難以撞破，難以澄清為泉水，就因為中國人，尤其是當權者，畏法如虎。我把他的話收進「資治通鑑」，作為「孫觀漢白」，希望他的思想，能更深遠的教育我們的後代。

孫觀漢先生是那麼平凡，普通人幾乎看不見他：那麼謙卑，普通人可能把他當作一個不識字的莊稼漢；這和他那大海樣汪洋的胸襟和見識，是多麼的不相稱。也正因為如此，我深敬愛他。

一九八九年八月台北「文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