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平實

江南

一九七四年仲夏，在香港辦雜誌的某君，邀我陪他去多倫多，中途在匹茲堡停留，順訪慕名已久的孫觀漢先生。

作為孫的客人，停留山城一宵，參觀了「匹大」，還看了那個收藏東方古物甚豐的博物館，然後即登機北上。

我是一九六七年春，到達美國。第二年，美國報紙刊出柏楊先生被捕。得自雙橡園的消息：孫觀漢先生經常用電話找當時的大使周書楷理論，弄得周書楷甚為困擾。

因為孫不眠不休的奔走，呼號、營救，各地的知識份子，紛紛眾志成城，團結在孫的周圍，擁他為當然的領袖，共同從事著一個嚴肅感人的目標──把柏楊先生救出來。

很坦白的說，我和其他朋友們一樣，和這位擅寫諷刺雜文的作家，並無淵源，祇是透過我們共同的朋友顏小姐，略知皮相。甚至，他刊在臺北自立晚報上的專欄，亦鮮少涉獵。原因：來美的前五年，我的絕大部份時間，都分配到英語上了。

不過，憑少數幾個當權派情緒上的喜惡，隨便套一頂帽子，入人於罪，總是件「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

孫先生的感懷，最為強烈。他的道德勇氣，和他超然於黨派，和置身海外的政治環境，都是難得的條件。

有人把他比喻為當年孫中山倫敦蒙難事件中的康德黎，就精神而言，實無分軒輊。

由柏案結的緣，我自願投到孫的麾下，聽其驅策。可以這樣說，假使沒有這根連絡線，我在美國住得再久，也不會認識孫先生的。他搞科學，當時我念近代史，分工細密如美國，越界知名，幾乎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說閒話，認為孫借柏楊出名。孫因柏案，在他的職業圈子之外，變得四海皆知，固是事實，但那祇個是個副產品，卻遠非孫的本意。說這種話的人，對孫的人格，和他崇高的品質，母寧是惡意的毀謗。

孫先生大畢業來美留學，早在三○年代，一出校門，即為西屋電器公司羅致，任工程師，其可佩處，是忠心耿耿，貫徹始終，從未萌過異志。

這樣，和西屋的緣分，連帶結下他和匹茲堡的不解之緣。

根據常情，在美國這樣流通的社會，換職業搬場地，家常便飯，反正，那裡待遇好，工作環境好，隨時捲行李走路，入境隨俗，毋足為奇。

孫先生入污泥而不染，他的固執，保守，忠信，淡泊，正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典型。

他住在匹城山坡上的房子，依此地的標準，可以「外觀簡樸，內設陳舊」作形容，絕比不上一個普通鋼鐵工人的家。那天早晨，我們由旅館去他私宅造訪，心底裡的直覺反應，「這像是個『西屋』高級職員住的嗎？」

室內的那架新置的音響，算是比較值錢的東西以外（據說是屬於他唸醫科的兒子的私產）。一切傢私，實在有相當程度的逾齡，依舊退而不休。

胡適和梅貽琦兩位先生題的字，還有柏楊的書法，三者並列，卻是孫先生的至寶，反映其書卷氣。

那天，我們沒有見著孫夫人，夫人回波士頓娘家歸寧。當然，她不中國人，朋友告訴我孫夫人開著朋馳牌汽車，在當地中學教書

孫先生，鄙視物質，重道義，輕金錢，否則，他何以能住在那個平民住宅區，上班工作，下班種菜，而心安理得，一副陶淵明式開門見南山的胸襟心情！

在美國住了四十多年，孫先生不喜開車，遇事找太太兒女出「公差」。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遇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他就不放鬆了。

那時候，他和臺灣當道的關係，還十分親近，如果，他老於世故，怎肯為一個素昧平生的文人的冤屈，把個人利害拋卻，昂首闊步去投訴呼籲。

比起胡適之不願為雷震探監這件事，氣節高下立分。

為了出版「柏楊和他的冤獄」那本書，香港的某君藉口投資沒有把握，堅持孫先生付全部印刷成本，孫先生委屈求全，自掏腰包，結果，問世後暢銷一時，那位黑心的文人，連本帶利，都進了自己的銀行戶頭裡去了，老先生一笑置之。

小事糊塗，足堪與愛因斯坦比美。去年（一九七八）夏天，首次回臺，到洛杉磯，發覺訂不到機票，敗興而返，那末，為何不在匹堡預作安排呢？原來，他忘了。

我和孫先生的來往，除了寫信，偶然也通電話，他鄉音不改，那個紹興方言，除非魯迅再世，聽起來，十分吃力。我相信，他的英語，一定也很使他西屋的同事們，大感吃力。但是，正是這些小地方，他使我們對他倍感其可親，可敬和可愛。

對於物理專業，我是門外漢，丟開那方面的成就不說，他的偉大處，正是他帶給我們最平淡平實的地方。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晨於金山
摘自星光版「菜園拾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