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毅的人

吳新一

我沒見過孫觀漢先生，但我跟孫先生在過去十多年裡，曾斷續通過許多信，也曾在電話裡談過一次。跟一位真正的偉人，祇要有片面瞬眼接觸的機會，感受一定很深，何況我有緣能跟孫先生書信往返呢！十多年來，或多或少都曾感染到孫先生待人的真摯，以及他不折不撓的恆毅精神。

柏楊，是許多在美國的朋友跟孫先生開始交往的橋樑，沒有「倚夢閒話」「西窗隨筆」，就沒有以後十幾年來如史詩般的孫柏友情，也就浮雕不出孫先生偉大情操。

一九六二年的暑假，我在紐約打工，住在一位東海大學同學的公寓裡，在那兒我第一次接觸到柏楊的雜文「怪馬集」。在以後的六年裡，斷續的讀過不少柏楊的雜文作品，常常每隔數月就重溫故夢一次。一九六八年的暑假，我接到一位在芝加哥同學的信，他告訴我，柏楊已因文字闖禍，被捕入獄，並問我能否為柏楊案件寫點東西，讓許多愛好柏著的柏迷，都能知道他們所敬愛的「糟老頭」，已為自己所信仰的原則──寫作自由，而闖了大禍，並且希望愛好柏著的讀者，能夠上書當局，群策群力來營救無助的作家，俾使他能早日脫離苦難，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跟匹茲堡的孫先生聯繫。我因深喜柏作，並且熱衷於美國的真民主，真自由，深感我自己生長的祖國，要是能百尺竿頭再求進步，因此欣然接受了這份差事，這是我和孫先生交往之始。

那年秋天，在我寫「親愛的旅美朋友們」期間，孫先生寄給我長達百餘頁的資料，有起訴書，答辯書，孫先生上書當局的副本，以柏楊家屬寫給孫先生的信，讓我能寫篇有憑有據的文字。在那期間，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收到孫先生的信以及陸續補齊的資料，讓偏處僻壤的我，能有足夠的第一手資料，來從事科學研究式之工作。孫先生每封信都有許多感謝的詞句，好像是我在為他本人作什麼了不起的事似的，真使我汗顏不已。孫先生的信多半是在午夜夢迴，清晨時寫的，有時長達五、六頁。初稿定後寄給他看，孫先生又不憚其煩的仔細反覆更改，使得文字讀來，有如報述新聞一般，儘量減少主觀的詞句，他把稿件及他的意見寄還給我，如是暫有四、五次之多，直到那年年底，才算定稿。

我們都知道孫先生是極為忙碌的科學工作者，不是以寫作為生的人，在他五十歲以前，好像除了科學論作外，沒寫過其他的文章，但跟柏楊結上文字交後，曾花了不少精力來編「柏楊語錄」，寫了許多有深度思考的文字，在臺灣報章上發表，這些文章後來都收集在「菜園懷臺雜思」（關懷與愛心）中。為了柏楊的苦難，他寫了許多信給在臺灣有影響力的朋友，又因為他這種出力不討好、書生論政的精神，各方面對響應營救柏楊都極為熱烈。這些文字他後來又花了許多精神，收集在他所編輯，而在香港出版的「柏楊和他的冤獄」裡。

從孫先生的文章上，可以看出孫先生寫作時，並不像柏楊那樣有如天馬行空，信筆一揮，就成順暢可讀的文字，而是點滴砌成。從每個字，每個標點符號，都可以感覺得出來是孫先生再三斟酌後才下筆的。孫先生的文章，有如科學研究者的論作，寫時嚴謹認真，看的時候也很費勁。由於孫先生寫的東西都言之有物，反覆論理，讓讀者看過後，有如上了一堂課似的感覺。如果精神不濟，一目十行的流覽一遍，那麼就會像在課堂上打了瞌睡那般，看完之後仍不知所云，非得從頭來過；句句咀嚼，才能領會到孫先生苦口婆心的深意。

在柏楊入獄的九年多期間，一般柏迷對柏楊聲援的熱情，從激動而漸趨平淡。在他出獄前一、兩年，除了「南北極」上偶有「郭衣洞」的諷諫文字，可以找出柏楊的影子外，差不多已看不到有關柏楊旳消息或文字。但孫先生對柏楊的熱情，並沒有因時間而沖淡，也沒因他所作的努力沒得到預期的效果而氣餒。我記得在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到匹茲堡去參加一個會議，由於事先沒有跟孫先生聯繫，臨時在那邊打電話沒能找到孫先生，回來後寫信給孫先生，順便提起我曾去過匹茲堡，他覆信說很遺憾我們沒能見著，不然可以藉著見面的機會，交換一下援助柏楊先生的意見。

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我藉著離開臺灣十六年第一次回國省親的機會，在寒霧家裡見到風采勝人的柏楊先生，那天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提到大家都沒見過的孫先生時，心裡都有說不出的溫暖感覺，正如史紫忱先生所說，孫先生在我們的心目中是「神」，而不是眾多研究科學傑出學者之一。我很高興的聽到孫先生終能回到臺灣和柏楊相聚十七天，讓一個有如史詩般的友情，有一個完美的結局。見到柏楊先生是我平生最大的榮幸，能和一位現代的民間哲人作一席談，親身領會到他銳利的觀察力以及清晰超人的分析，真是終生受益匪淺。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見到孫先生，感受到「神」的溫暖和「太陽」（Sun）的輻射熱。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寫於　德州理工大學中國同學會座談會後
摘自星光版「菜園拾愛」